原文首发于知乎回答：知乎原文链接

最近立秋，大连工业大学的热度和暑热一起褪下不少，正好可以借此谈一谈之前网上充盈着的一个观点，即是在李某的私生活对校方声誉（乃至校方所称国格）的损害已成既定事实的情况下，其应不应该受到校规的惩戒，或者我们更应该把它抽象出来，也就是，白纸黑字的社会规范应不应当作为惩戒道德败坏的社会个体的依据，又或者说，法律应不应该约束社会成员的道德。

这个问题发源于大连工业大学向李某发出退学通知书后，支持开除与反对开除两方之间的论战。

其中反对开除李某阵营中重要的论据之一即——不论约炮、媚外这些行为再怎么令人难以接受，其终究只是李某个人道德的一部分，我们大可以从道德层面对其进行谴责，其作为一个理性人，也应当在事先就预料到其行为在后续可能会招致的普遍社会反感，社会的谴责、亲友的疏远以及其自身良心的不安，这些可能发生或已经成为现实的痛苦，我们说她自作自受，无可厚非，但如果要将她道德上的缺陷上升到一个副厅级单位的行政管理规范中，明显不妥，将李某的个人行为与一个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大国的国格相关联，更是非常荒谬的事情，同时还抨击知乎上为校方叫好的两面派，中学时一人犯错全班受罚是集体主义糟粕，一个大学生的私德不足就可以让整个中国一起背锅？

至于支持开除的一方就以——某某大学的学伴制度培养只因、知识分子真是烂到家了、塔利班好感加一等话语来搪塞——

当然，我不是来给大家找屎的，不然就刚刚的那些东西，我其实完全可以单拎出来念一小时来残害各位的耳朵，我们这里只讨论其中一些有意思的话题，其中一条也就是我们马上要说的——

道德是否应当受法律的约束

从前有一个美丽的村庄叫做咚咚村，里面住着两对恩爱的夫妇——王家和张家。然而，由于他们之间一些特殊的癖好，他们的婚姻生活总觉得缺了点什么，这让他们私下里十分苦恼。

直到有一天，在一次聊天的过程中，他们震惊地发现彼此面临着相似的困境。经过深思熟虑，他们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进行“换伴体验”，希望能为各自的家庭重新注入活力。当然，他们深知，这有悖于咚咚村“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朴素伦理观。因此，他们约定好，这一切都将在绝对私密的环境下进行，纯粹是两对成年人之间自愿、无涉金钱的私事。虽然为了留作纪念，王先生拍摄了视频，但是他郑重承诺，视频将如同日记一样被锁起来，绝不会让第五个人看到。

事情结束后，两对夫妻的关系确实得到了改善，他们也因此成了关系更紧密的朋友。

故事到这里，我们可以先思考一个问题——他们的行为虽然挑战了村庄的传统道德，这件事一旦被知晓，他们无疑会遭到村民们严厉的谴责，但他们真的侵犯村里其他任何人的合法权益了吗？——当然没有。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天，王先生的手机丢失了，捡到手机的恰好是村里的好事者刘大妈。她破解了密码，发现了那个视频，并出于炫耀和恶意，将视频匿名发到了村庄的微信群里。

一夜之间，咚咚村炸开了锅。两对夫妻成了众矢之的，被辱骂为“伤风败俗”，孩子们在学校被指指点点，老人们觉得村庄的脸都被丢尽了。村长在舆论压力下，决定依据村规“严惩”他们，甚至要将他们驱逐出村。

现在，问题来了：

1、谁是造成“村庄风气被破坏”这一公共伤害的直接责任人？是最初在私密空间里进行活动的夫妻，还是将私密视频恶意公之于众的刘大妈？

2、村长要惩罚的对象，应该是谁？如果只惩罚那两对夫妻，是不是找错了对象，甚至是在保护真正的作恶者？

3、两对夫妻的行为从“私事”变成了“公害”，这个性质的转变，责任在谁？

三个问题的答案是非常明显的，一切责任，都应当归咎于捡到手机后不及时加以归还，非法侵犯他人隐私还将之公之于众的泄密者刘大妈，村长对两对夫妻的惩罚，不仅无益于维护正义，反而是对受害者的二次加害，却放任真正的作恶者逍遥法外。

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这样的事情能够毫无忌惮的发生在任何一个村庄里，那么两对夫妻之外其他一切公民的隐私还能被社会规范所保护吗？更多的像刘大妈一样的作恶者难道不会更加肆无忌惮的伤害每个人应有的隐私权益吗？我们难道从此就要生活在一个人人自危的社会里吗？

故事讲完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法律不应干预未对他人造成实质性伤害的个人私德领域——这也就是法律上所说的伤害原则

在故事中，其他村民完全有权利在道德上不认同、谴责甚至疏远这两对夫妻，这是道德层面的自由。但是，他们无权动用法律或强制力（例如报官、动用村规进行惩罚）去制裁他们。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总说不应当用道德去限制公民的个人自由，不论是在法律或是校规上，大连工业大学或是其他的部门机关，都不应当以私德不佳为理由将李某的行为以一张潦草的有辱国格的退学通知来轻松打发。

暂时歇一会 明天继续写